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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r155.com:两位高级干部辩论“无神论宣传是否过了头”

时间:2016-09-19
9月8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无神论宣传过头了吗》,强调了在无神论宣传工作中坚持“宗教信徒不可入党”的必要性。

今天,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在本报发文《答<无神论宣传过头了吗>》。作为回应,文章在肯定无神论宣传工作松不得的前提下,主张不能过于激进。

两位业内人士的观点砥砺,帮助丰富了我们对于党的无神论宣传的认识。

以下是两篇文章的全文:

无神论宣传过头了吗

朱维群 2016年9月8日

《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今年第二期以首篇位置刊登一位著名宗教学学者文章,一方面表示认同“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一方面又提出“宗教徒可以入党”,笔者在6月21日《环球时报》上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近日,该杂志第四期又以首篇位置刊登另一位长期在宗教领域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文章,题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对笔者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需要深入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在信教群众面前大谈共产党员不得信教,宗教信徒不可入党,道理当然是对的,政策当然是硬的。但就像跑到宗教场所谈无神论一样,会引出一些不必要的歧义和疑虑,如‘原来你们还是把宗教看成是个坏东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信仰其友不真’等等,恐怕就有违初衷了。”原来宣传“党员不得信教”原则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说,至少在一些场合已经过头了。

笔者孤陋寡闻,还没有听说哪位在信教群众面前“大谈”共产党员不得信教,宗教信徒不可入党,以及“跑到宗教场所谈无神论”等等,这更像是文章作者为了自圆其说而强加于他人的一种假设。当前有关“党员可以不可以信教”及怎样看待无神论宣传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宗教界与党政之间,而是发生在党政及宗教学学界内部。如果查其起因,也不是由主张加强无神论宣传一方人为挑起来的,而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和宗教领域种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生,使得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党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社会课题;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背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而用宗教来填补精神空虚,甚至成为事实上的宗教徒;特别是因为不断有人散布、鼓吹“党员可以信教”,近期又提出“宗教徒可以入党”,使得是不是还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统一全党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成了一个问题。

党坚持自己的世界观,是构建积极健康的政教关系的前提性条件。只要我们尊重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对他们讲清楚这一点,有利于他们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理解,更好地配合党的宗教工作,完全不必藏着掖着的。事实上爱国宗教界人士普遍希望于我们党的是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而不是放弃自己的世界观、多出一些各类宗教徒。所谓“党员不能信教”的宣传将导致宗教界产生“原来你们还是把宗教看成是个坏东西”等念头,未免低估了我国宗教界在长期统一战线实践中对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原则的了解和认识。

文章作者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第一个问题的结尾:“谈宗教问题,‘左不得,右不得,难的是左不得。’”轻轻一笔,把不同意见都划入左的行列。笔者以为,当前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各领域都处于快速深刻变化过程中,各方面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有些问题需要一定时间的实践才能形成近于客观实际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不同意见甚至争论,不仅是难免的,如果处理得好也是有益的。关键是双方都能遵循党的大政方针,讨论中能够尊重对方原意,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不要轻易扣“左”“右”之类的政治帽子。什么事情,三句话没说就用“左”“右”来画线,历史上效果大都不好。

(作者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答《无神论宣传过头了吗》

叶小文 2016年9月10日

《环球时报》9月8日《无神论宣传过头了吗》一文,摘引了我在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批评“作者自己的观点倾向”出问题了。

讨论促进思考,批评有益进步。但说到“观点倾向”出问题,就言之凿凿了。能否把话引全,“尊重对方原意”,再做结论呢?笔者的“原意”是:

其一,“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宗教问题看作可以较为快速地解决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问题,从而导致认识的短视症,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从而导致政策的狭隘性,忽略宗教问题的群众性。”这就是“左不得,右不得,难的是左不得”的要害所在。如果不在这里把必要的线画清楚,“历史上的效果大都不好”。

其二,必须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这是个党内教育和党的纪律问题,应该在党的有关纪律规定中去重申和强调,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去宣传和落实,似乎不必“在信教群众面前大谈共产党员不得信教”。这样说并不是“强加于人的一种假设”。例如,在《环球时报》这样发行量很大、海内外影响也很大,面对广大群众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的报纸上,“一位长期在宗教领域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用较大的版面去争论“党政与宗教学学者内部”的有关“宗教信徒不可入党”的问题,是否有那么一点“过头”之嫌?就算“假设”信教群众“孤陋寡闻”未必看见,对这类问题,是否到党建、学术类报刊抑或“党政与宗教学学者内部”去讨论更好?这仅仅是出于“要想确保他们(信教群众)都听不到无神论”的忧虑吗?当然,本文也是不得已在此作答,无意在此炒热这个话题。

现在有些党员精神空虚、信仰动摇,“不念苍生信鬼神”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且大都是迷信、乱信,是迷心逐物、心为物役所致,是“病急乱投医”的表现。特别是党内那些腐败变质分子,“双开”就开到群众里来?群众也不要;迷信就混到宗教里来?信教也不够格。问题的根子,恐怕主要不是因为宗教对我们党突然严重侵蚀起来,而是党如何经受“四大考验”中市场经济的考验,如何化解“四大危险”中消极腐败的危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对党员提出不忘初心、坚定信仰、增强党性的政治要求,必须加紧在精神上“补钙”,必须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对党员不能信教,是该打打招呼、扯扯袖子了。该治的病要治,要害在找准病根。该打的板子要打,不能“打板子找不到屁股”。

“无神论这面旗帜总归应当举起来,应当理直气壮”。但怎样举、在哪里举,是有个不能“过头”的问题。理直未必都要气壮,气壮也非都是理直。列宁在《论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列宁甚至说,“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这显然是在讲“宗教信徒可以入党”了。但这段话有特定时代背景,是出于当时壮大党的队伍、尽量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需要,今天不能简单照搬。

倒是列宁下面这段话,今天还值得深思:“那些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最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怯懦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没有原则’的动摇。……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要把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无神论宣传,急不得,松不得,主要是松不得;左不得,右不得,难的是左不得。

(作者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